2023年8月27日刊| 总第3340期
不久前,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尘埃落定,公布了最终的获奖名单。
值得注意的是,摘得荣誉的五部小说中,有两部已经进入甚至完成了剧集改编程序——东西的《回响》由他自己担任编剧,冯小刚执导,改编成了同名情感悬疑剧,已于今年3月上线爱奇艺;有着浓郁谍战要素的《千里江山图》,则早早被新丽传媒买走,交由王倦、金海曙联手改编,概念海报已经在今年腾讯视频的招商会上亮相。
【资料图】
这也再一次证明,茅奖不仅代表着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荣誉,也是严肃文学改编剧集的必争之地。细数53部历届茅奖获奖小说,能找到不少里程碑式的改编代表作。
比如,改编自第六届同名茅奖小说的《历史的天空》(2004),就刷新了革命历史剧在草莽无产者塑造和党内斗争表现上的边界。改编自第七届茅奖获奖小说《暗算》的同名电视剧,则在2005年播出后为谍战剧叠加了密码学“奇观”。
改编自第五届同名茅奖小说的《尘埃落定》(2003),用藏地土司家族的辉煌与衰落震撼了大批观众。2022年的开年“剧王”《人世间》,也是靠同名茅奖小说的养分,浇灌出了一部动人心魄的中国百姓心灵史。
自上至下《历史的天空》《暗算》《尘埃落定》《人世间》
不过,在梳理改编代表作的同时,我们也意外发现了几部有改编潜质,但还未闻影视化开发消息的“遗珠”。
这些小说,都一定程度上能与当下剧集市场的热门类型或热点题材适配,且拥有适宜改编的人物和较为饱满的情节。当然,也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改编挑战。但茅奖小说,每一部都算得上值得深掘的矿藏。我们将这些“遗珠”择列于此,推荐给对严肃文学改编有兴趣的从业者。(按获奖时间排序)
《东藏记》宗璞(第六届茅盾文学奖)
《东藏记》是宗璞先生的长篇小说,为四卷本长篇小说《野葫芦引》(《南渡记》《东藏记》《西征记》《北归记》)的第二卷,故事也可独立成篇。
这部小说以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(小说中的明仑大学),记叙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老师孟弗之一家及学校师生们在战争的恐怖下,四处流离,最终在迁至昆明后安家建校,于“跑警报”的间隙中生活、学习的一段故事。
由于西南联大的生活是宗璞小时候的亲历,因此小说总有种写史的感觉。但这史又是嵌在大历史中的私人史。知识分子在民族苦难中的坚守,青年学子在流亡颠沛中的昂扬,搅拌着那一代学人和家眷在昆明生活的日常,在小说中如画卷般展开。
2018年电影《无问西东》的上映,将西南联大的那段历史带入了大众视野,也让那段岁月成为了影视创作的热点之一。近两年,已经有《战火中的青春》和《凭栏一片风云起》两部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剧集上线。这些作品让西南联大题材脱敏,同时也需要历史感和日常感的补强。
《东藏记》擅长的,恰恰是历史感和日常感。它少有雷霆万钧的时刻,文字的淡雅、情绪的节制贯穿全篇。
它写昆明的天可以是这样的:
天蓝得丰富,蓝得慷慨,蓝的澄澈而光亮,蓝得让人每抬头看一眼,都要惊呼:“哦!有这样蓝的天!”;也可以是这样的“美丽的蓝天,你就放纵敌人的飞机这样任意来去吗?丰饶的原野,你就忍受敌人的炸弹把你撕破吗?”
它写青年学子在那段岁月的图强奋发:
我们造飞机不只为了救国打日本,也要让人类能飞起来;也写战火中的自怜与爱恋,“在这样的乱世里求一点内心的平静,也不行吗?人岂不太可怜…”
如果还想在西南联大题材上深挖,《东藏记》是很好的一口深井。
《天行者》刘醒龙(第八届茅盾文学奖)
《天行者》是刘醒龙在其90年代轰动一时的中篇小说《凤凰琴》的基础上,创作的长篇小说。全书分《凤凰琴》《雪笛》《天行者》三部,讲述了西河乡界岭小学三代民办教师转正的曲折经历,也穿插了民办教师张英才、余校长、孙四海、蓝飞和夏雪等人的个人成长与爱情故事。
作为一部为乡村教师群体“作传”的小说,《天行者》的叙述基调严肃而带有悲悯性。毕竟,作为卡在公家人和农民中间的特殊知识分子群体,他们经历了太多磨难、拉扯和不公。但这并不能抵消《天行者》的传奇感和反讽性。这是一个人物命运在时代境遇中大起大伏的故事,也是一个布满了语言反讽、情境反讽和结构反讽,不乏黑色幽默的故事。
且看《天行者》中那些被广为流传的金句:
“用火治不了火,用水治不了水,教育拯救不了教育,民办教师也拯救不了民办教师。”“基层群众不烧火,高层领导就只会点自己家的灯。”“穿不好时尽量吃好,吃不好时尽量睡好,连睡都睡不好时,也要多对自己说些好听的话。
2016年播出的,由柯蓝、唐曾主演的电视剧《我们光荣的日子》取材于《天行者》。不过,这部小说值得再度改编,因为它透视的人生道理、表现的曲折遭际,是可以与当下社会情绪对接的。如果在改编时能打破“村-乡-县”的空间局限,便很有希望拍出一部内涵丰富、受众广泛的年代剧。
改编自路遥小说《人生》的《人生之路》便成功拓展了原著的时空框限
《生命册》李佩甫(第九届茅盾文学奖)
《生命册》是李佩甫“中原三部曲”的第三部,前两部分别为《羊的门》和《城的灯》。之所以取名《生命册》,与小说的主题和叙事结构都有密切关联。
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。故事中,“我”是一个大西北来的孤儿,在无梁村里靠姑父“关照”,吃百家饭长大。考上大学后,“我”在城里成为了大学老师。然而,微薄的收入和家乡的各种“情债”让“我”不堪忍受,选择“下海”出走。从省城到北京,再从北京到上海,一路走来,“我”的身份也从大学老师转变为“北漂”枪手、股票市场上的操盘手,以及一家上市公司的负责人。
然而,在时代的剧变中,“我”失去了无梁村的“泥土”也失去了精神的依傍,最终成为了一个失落“孤儿”。小说中,与“我”搭档下海的另一个主要人物“骆驼”,则在长久的压力和煎熬中跳楼自杀。
梳理故事主线,《生命册》除了收尾时的调子略显晦暗,其他主要情节都相当符合当下年代剧的创作诉求。但《生命册》之所以叫这个名字,并不只因为它写出了“我”的生命感悟和根源意识,还在于它串联起的一组悲凉得让人心惊的无梁村村民群像。
《生命册》整部小说分为十二章,奇数章讲述的是“我”在城市里的生活经历与命运沉浮,偶数章讲述的是“我”在吴梁村(民间叫作无梁村)的成长过程以及吴梁村民的群像图及其命运因果。“城市板块”按照线性时间铺开,一路顺叙。“乡村板块”则是一幅人物群像图,串联起了“骆驼”“老姑父”“梁五方”“虫嫂”等一系列典型的人物形象。
今年5月,改编自这部小说,由陕西人艺打造的话剧《生命册》在西安首演,全长320分钟。话剧表现了20世纪中叶城乡现实生活的焦灼与迷茫,其舞美、道具和表演风格,并非全然现实主义,而是“以生活为标准,又不抵触现代风格”。
话剧《生命册》
如果要改编电视剧,如何把《生命册》里的放射结构打散,变成适配剧集的叙事时空是一大难点。不过,难并不代表不可能。且看小说里这样一段对乡土生活的回念。
我怀念静静的场院和一个一个的谷草垛……偶尔,你会钻进谷草垛里,扒一个热窝儿,或是在垛里挖一条长窖儿,再掏一个台儿,藏几颗红柿,等着红柿变软的时候,把自己藏起来,偷着吃。更有一些时候,外边下雨的时候,你会睡在里边,枕着一捆谷草,抱着捆谷草,把自己睡成一捆谷草。
单凭《生命册》里对人和乡土之间关系的这等刻写,就值一次再度改编。
《黄雀记》苏童(第九届茅盾文学奖)
《黄雀记》这部小说,以80年代的一桩青少年强奸案为背景,讲述了一个牵涉三人的惨烈成长故事。全书分为三章:保润的春天、柳生的秋天、白小姐的夏天。每章通过一个当事人的视角,来写他们的经历、碰撞、成长和命运。
其中,“保润的春天”讲述的是青春期的孤僻少年保润暗恋仙女不得,遂恶作剧地绑了她,仙女因此被柳生强奸,而保润却被诬人狱的故事;“柳生的秋天”讲述的是柳生在保润做了其替罪羊后小心翼翼地过人生,企图减轻罪恶感并重遇在外漂泊多年回乡的仙女(白小姐)和出狱的保润的故事;“白小姐的夏天”讲述的是在外迷茫放纵的仙女(白小姐)怀孕后回到香椿树街,三人多年后重新纠缠在一起,保润杀死柳生,白小姐生下婴儿远走他乡的故事。
看《黄雀记》时,前半截总联想到改编自郑执小说《生吞》的青春悬疑剧《胆小鬼》,后半截则能在情绪上和正在上映的《燃冬 》对上。无论从故事的类型要素,还是青春成长的主题上来看,《黄雀记》都有很高的改编价值。
改编难度比较大的地方有两点,一是“仙女”这个人物一路下行的悲剧轨迹;二是结局时保润、柳生一同毁灭的命运终局。这放到当下的剧集创作中,显得过于残酷、灰色。如果能找到更契合当下审美趋向的改编路子,《黄雀记》应当能成就一部相当出色的青春悬疑剧。
《牵风记》徐怀中(第十届茅盾文学奖)
《牵风记》是一部风格极度浪漫,人物关系又极度简单的战争小说。
全书19万字、28章,有完整姓名的人物只有三个——醉心于军事指挥艺术的指战员齐竞,天真无邪的文化参谋汪可逾,高大勇猛的勤务兵曹水儿。另外还有两个重要道具——表现革命浪漫主义的古琴和枣红马。
因为小说调子过于柔情、浪漫,当年《牵风记》在获得茅奖时遭到过一些争议。之所以现在拿出说值得改编,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小说所塑造的一个相当超前、独立的女性形象——参谋汪可逾。
她明艳、热情,十二岁就弹得一手好古琴,十七岁时就像一道光照进了齐竞的生命中。她又有着战争年代几乎无法包容的“特立独行”,她有洁癖,开门从来不直接用手,床铺更是从不让人坐;她还有强迫症,看不得摆得不齐的鞋,对得不严的对联。这些看上去的与众不同,实际上也是她顽强主体性的表现。她更超前的其实是价值观,她热爱美,排斥陈旧教条观念,从来不认为“在男性面前裸露身体就意味着罪恶与不贞”。
只可惜,再怎么浪漫柔情,这样一个女性角色在战争年代,也注定遭遇悲剧结局,汪可逾也不例外。
如果要比较,汪可逾之于战争剧,就像黄依依之于谍战剧。如果《牵风记》能够改编成一部12集、风格化的革命战争短剧集,应当会相当出彩。
暑期档上线的《欢颜》,一部18集的浪漫主义革命题材剧
《应物兄》李洱(第十届茅盾文学奖)
80万字洋洋洒洒,《应物兄》是作家李洱的呕心之作。
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,但却相当批判反讽:济州大学拟建儒学研究院,校长葛道宏任命儒学家应物负责建院,邀请海外儒学大师程济世归国担任儒学院院长。应物作为召集人,穿梭在泰斗、同侪、官员、学生、商人、僧人、风水大师等形形色色的人之间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发现省里真正支持的并不是弘扬儒学而是圈地搞房地产开发,几乎所有的文化项目都带着鲜明的“引资”意图,一切的努力都变成了文化搭台,经济唱戏。文化只是看上去像文化。
《应物兄》最吸引改编的地方,是他批判性的人物刻画——知识分子的虚伪、市侩、空洞无物;官员的腐败、狡黠、自以为是等等——这些都是观众想看的。但《应物兄》在主线之外,还有相当大的旁支篇幅。因为李洱的野心是要呈现一个时代、一个世界,因此他运用了包括了哲学、美学、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,创作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分子小说。
用喜剧风格反映当代知识分子困境的《我的博士老公》
在这6部茅奖改编“遗珠”里,《应物兄》是与当下社会议题离得最近的一个,但也是最硬的一块骨头。这样的“烈马”需要改编高手驾驭,不过一旦征服成功,在中国电视剧史上留名应当不成问题。
【文/铁皮小鼓】
*山东师范大学电影专业硕士杨雅如对本文亦有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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